警察要求這名男子解釋，他此前說讓澳洲政府部長參與一項慈善活動對「我們中國人」有利是什麼意思。說這番話時，他指的是中國大陸和中國共產黨，還是澳洲當地的華人群體？取決於他給出的答案，這名男子將面臨的懲罰包括最高10年的監禁。

「你把中國人理解成了中國。我們總是說，『我是中國人』，這並不意味著『我是中國大陸』，」接受問詢的男子楊怡生（又名Sunny）說。

根據一段向陪審團播放的錄音帶顯示，這名警察繼續追問：楊怡生是否有效地與一位部長建立了關係（「你認為他將成為未來的總理，可以對中國人的觀點給予支持？」），另一名警察問道：「中國大陸？」

將近六年前，由於人們越來越擔心中國政府祕密干預西方民主，澳洲出台了寬泛的外國干涉法，這些法律被美國等國家譽為開創性舉措。當時揭露複雜策略的重磅起訴似乎指日可待。

但第一個案件（即楊怡生案）直到去年11月份才開始審理，而且從各方面來看，這都是一個低風險事件。其中涉及澳洲政府對一家郊區墓碑製造商施壓，因為對「我們中國人」這個說法存在不同解釋，還有對一家社區醫院的2.5萬美元捐款——檢察官稱，這筆款項在某種情況下構成了對議會一名當地議員進行親華遊說的基礎。

去年12月，陪審團裁定68歲的楊怡生犯有準備或策劃外國干預行為罪。上月底，法官判處他兩年零九個月監禁。預計他將在監獄服刑一年。

儘管該案受到澳洲媒體的關注遠不如外國干預法的出台，但它已成為該國大規模僑民社區的一個警示故事——澳洲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出生在海外。從理論上講，新法律是為了捍衛民主免受外國影響。在實踐中，它引發了一個棘手問題，即這種意圖在哪些時候可能會演變為仇外，或是變得勞而無功。

楊怡生沒有在庭審中作證，他的律師也沒有傳喚任何證人。但在他被捕以來唯一接受的深度採訪（由《紐約時報》對其進行）中，他表示，他對中國的愛國主義與他對澳洲及其利益的忠誠從未發生衝突。他將自己視為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替罪羊，並表示對他的起訴旨在傳達一個信息：「不要與中國走得太近。」

對於一些專家來說，楊怡生案始於中澳之間的外交接觸深度凍結期間，並隨著兩國關係解凍而落下帷幕，這引發了人們的擔憂，即他實際上是因與中國有關聯而被判有罪。而對另外一些人來說，他與中國官員的互動無可否認地證明了他為北京工作。

楊怡生有一些愛自吹自擂。他會顯擺例如旅行這樣的日常瑣事，並吹噓他與澳洲和中國官員的關係。

他在越南出生和長大，1979年逃離越南，成為離開該國的數十萬華人之一。在澳洲通過艱難打拚成為中產後，他經常試圖將自己描繪成一個正在往高處走的人。1996年，他作為保守黨自由黨候選人在州選舉中競選失敗。他在當地華人社區團體中一步步晉陞，最終成為越南、柬埔寨和寮國全球華人組織聯合會的第二號人物。這是一個大型組織，旗下在世界各地設有分會。他也是大洋洲分會的主席。

他說，這些團體讓他能夠與中國官員建立聯繫，並與澳洲當地政界人士和中國駐墨爾本領事館的官員來往，但中國駐墨爾本領事館沒有回應對此案的置評請求。

在被捕一年多前的另一次採訪中，楊怡生表示，他經常對其他澳洲華人社區領袖說，「如果他們談論間諜，應該把我楊怡生歸入間諜行列。」

他談到了自己與中國的關係，包括他在中國四個省級機構擔任海外顧問的職位。那麼，他說，「這意味著我算是中國的走狗嗎？」

楊怡生不知道的是，他當時已經受到了澳洲當局的調查。他們將楊怡生參與的一些團體視為與中國對外影響力運作相關的組織。他們想知道為什麼他經常去中國，發表與北京政策相呼應的言論，並吹噓他與一名中國情報官員的友誼。他與駐澳中國官員的互動，包括向領事館官員發送法輪功抗議者的照片的做法，也受到了密切關注。

2020年，根據《外國干涉法》，楊怡生受到指控，該法將任何旨在代表外國政府影響澳洲政治或政策的欺騙或祕密行為定為刑事犯罪。

楊怡生的社區團體籌集了約2.5萬美元，捐贈給墨爾本的一家醫院，幫助治療新冠患者，當時澳洲反華情緒高漲。在交付善款時，楊怡生邀請了當時的移民部長艾倫·塔奇到場。

去年的審判持續了三週，有部分審理未向公眾開放，檢察官並未否認楊怡生的意願是良好的。但他們提出，鑒於他與北京的關係，以及檢察官所說的他與中國的外國影響力行動的聯繫，他的最終動機是不良的。一名檢察官說，楊怡生當時的考量是如何能在未來對塔奇施加影響力，以有利於「我們中國人」。

塔奇的辦公室表示，當時對楊怡生進行的背景調查並沒有發現任何可疑之處。但檢察官提出，楊怡生隱瞞了他與中國官員的關係，儘管他的名片上列出了他的省級顧問職位。

檢察官表示，在捐款之前，楊怡生一直與中國官員保持定期聯繫。他一直試圖尋求他們的幫助從中國採購外科口罩，他想把這些口罩捐給醫院。首席檢察官派翠克·多伊爾表示，這些互動意味著楊怡生「與中國共產黨有祕密聯繫」。

這些聯繫並沒有帶來任何好處：楊怡生從未成功從中國獲得口罩。

作為楊怡生對塔奇存有不良意圖的證據，檢察官出示了他幾年前寫給一名州級自由黨官員的一封信，其中包含政策建議，法官後來稱這些建議「含糊、不切實際且不太可能被認真對待」。他的主要主張是澳洲應該將中國視為其主要戰略夥伴，而不是美國。檢察官提出，他可能會再次嘗試這樣的方法。

澳洲政府認為，這一切都證明楊怡生已被中國一個名為統戰部、旨在對外施加影響力的部門拉攏。

「統戰部系統的運作方式要微妙得多，楊怡生的角色也反映了這一點，」多伊爾說。「這比你是不是間諜要微妙得多。」

他說，此案不屬於「間諜小說、007電影」的範疇。

多伊爾告訴陪審團，統戰部的目標是所有生活在海外的華人，不僅是為了影響他們的信仰，也是為了將他們變成影響他人的代理人。對於後者，一些特定類型的海外華人會受到優先考慮：「對祖國中國有強烈的忠誠」和有權有勢的人士。

多伊爾說，楊怡生兩者兼備，尤其是前者。他說，統戰部確保楊怡生「已經成為了那種愛國人士」，即就算是沒有明確的指示，他也有能力並願意採取行動，幫助中國政府實現目標。

楊怡生的律師彼得·乍得威克提出，他的當事人只是喜歡誇大他與有錢有勢者的關係。他認為，對於像楊怡生這樣在中國做生意的人來說，與中國政府官員的關係是必要的。他說，這「並不意味著一個人或一個組織永遠聽從中國政府的指示」。

乍得威克說，楊怡生似乎因為他的華人血統而受到更多關注。他補充道，「我不禁想知道，如果楊怡生是一位多次返回祖國義大利、具有義大利血統的人，我們是否還會在這裡。」

乍得威克因「暗示存在種族動機」而受到法官的訓責。

庭審期間，楊怡生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他相信成為戰略夥伴符合中澳兩國最大利益。對於一個將自己和其社區視為兩國之間橋樑的人來說，並不存在與中國「太接近」的問題。

「我們希望中國和澳洲的關係永遠良好，」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