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煒軒第一次觀察台灣選舉時還是個孩子。他父母帶他去看計票，只見志願者們拿起每張紙質選票，把上面的選擇大聲宣讀出來，然後標記在一塊板子上，讓所有的人都能看到，點票現場擠滿了市民，還有更多的人通過電視收看直播。

在實行了幾十年戒嚴令後，這個公開程序是台灣領導人為建立公眾對民主的信任而採取的一些創造性步驟之一，這樣做也是為了贏得美國的支持——這種支持可能會使中國不敢輕易使用武力統一台灣。

那時候，美國是台灣渴望學習的榜樣。但現在，許多曾經視美國為榜樣的民主國家擔心，美國已經迷失了方向。他們想知道，為什麼一個以創新著稱的超級大國無法解決國內嚴重的意見兩極化，選出了一名散布選舉舞弊謊言的總統，而且有相當多的共和黨人和選民接受這種謊言。

「民主制度需要自我修正，」現年26歲的林先生說。他是地方議會的候選人，他參與了有效處理垃圾的活動，以及將台灣的投票年齡從20歲降到18歲的倡議。「我們需要看看正在做的事情，並將其做得更好。」

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來說，美國的期中選舉不過是一個小插曲，但也有一些人認為，這是他們看到的麻煩趨勢線的又一個數據點。尤其是在那些已經找到辦法加強民主進程的國家，對這些國家的學者、官員和選民的採訪揭示了他們的擔心，即美國似乎正在做相反的事情，正在偏離自己的核心理想。

一些批評美國走向的人提到了去年1月6日的騷亂，那是一次對民主制度所堅持的權力和平移交的暴力拒絕。還有一些人對美國各州設置投票障礙表示擔憂，設置障礙是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很多人選擇了提前投票和缺席投票，使投票率創下新高之後出現的。個別人說，他們擔心美國最高法院正成為黨派政治的受害者，就像那些正在艱難地建立司法獨立的國家裡的司法機構一樣。

「美國不是一夜之間變成現在這種狀態的，」柏林赫蒂學院的社會學教授赫爾穆特·安海爾說，他是伯格魯恩治理指數的首席研究員，該指數來自對134個國家的研究，其中的美國生活質量指數低于波蘭。「用了一段時間才變成現在這樣，走出這種狀態也將需要一段時間。」

不久前的一個下午，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哈利法克斯，一些遊客和居民對鄰國的政治狀況表示了悲傷、失望和驚訝。長久以來，哈利法克斯與波士頓之間存在著經濟和家庭的聯繫。

「我很擔心，」瑪麗·盧·麥金尼斯說，她是一名註冊護士，正和家人一起參觀哈利法克斯公共花園。「我從沒想到這會在美國發生，但我覺得美國也許正在走向獨裁的未來。」

在1991年，有研究表明，對於這兩個國家的政府體制哪一個更好的問題，加拿大人兩種意見勢均力敵。在去年的一項後續調查中，只有5%的人更偏向美國制度。

在加拿大和其他自認為美國親密朋友的國家，一些人認為問題的最初跡象出現在2000年的總統大選，當時在最高法院的裁決下，小布希以微弱優勢戰勝了高爾。

另一部分人認為問題始於2016年大選，川普輸掉了公民投票卻贏得了選舉，後來在2020年大選中，他拒絕接受失敗，一些人重複他的謊言，包括今年大選中的數百名共和黨候選人，他們這樣做卻沒有被追究後果。

「很多人都認為川普是那種特殊的很難再來一次的人物，一旦離任，不再擔任總統，一切都會恢復正常，」麥肯·滕博爾說，他在川普任期擔任澳洲中右翼總理。「顯然情況並非如此。」

「這就像看著一個你深愛著的家庭成員做出自殘行為，」滕博爾補充道。「令人痛心。」

加拿大為改善選舉制度採取了穩步改革措施。1920年，該國將聯邦選舉置於一名獨立官員的控制之下，該官員不向任何政府或政界人士報告，並有權懲罰違規者。1964年，確定選舉邊界的責任移交給了10個類似的獨立委員會，每個省一個。

台灣以及十幾個國家也成立了獨立的機構來劃定選區，確保投票和計票的統一和公平。

該方法並非萬無一失。奈及利亞、巴基斯坦和約旦都有獨立的選舉委員會。他們的許多選舉仍然無法做到自由可信。

但是，在研究表明投票率和對選舉過程的滿意度最高的地方，選舉是由非政治性和具包容性的國家機構組織管理的。100多個國家有某種形式的強制或自動選民登記；總的來說，近年來，民主國家讓投票變得更便利，而不是更困難。

世界上最健康的民主國家對競選捐款也有著更嚴格的限制——在加拿大，公司和工會的政治捐款遭到禁止，推廣政黨或候選人的政治行動宣傳也被禁止。而且許多民主國家已經接受了改革。

紐西蘭在1990年代通過全民投票，對選舉制度進行了全面改革，此前的選舉中，得票最多的政黨未能贏得議會多數。南非正在尋求改變以政黨為基礎的選舉制度，讓獨立候選人更容易競選和獲勝。

美國只有在國會達成壓倒性共識的情況下才有可能進行這種系統性變革，但即便有這樣的共識也毫無變革的可能，在美國，競選資金作為言論自由受到保護，並且各州珍視其在聯邦制度中的選舉權威，而該制度旨在成為反對專制濫用職權的堡壘。

喬治亞州立大學政治學家珍妮佛·麥考伊最近與他人共同撰寫了一份關於兩極分化國家過去如何去極化的報告，她說使美國陷入困境的不止黨派之爭，還有缺乏遠見：美國人很少從國外獲取想法。

「圍繞我們的憲法和美國例外論存在這樣一個迷思，」她說。「首先，它讓人們非常自滿；其次，領導者需要很長時間才能認識到我們面臨的風險。這意味著很難適應。」

最近的一個早晨，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一條蘇聯佔領時期以列寧命名的街道附近，一群示威者揮舞著烏克蘭國旗和海報，呼籲結束俄羅斯的侵略。

立陶宛是美國的堅定盟友，也是烏克蘭爭取自決權的堅定支持者，但即使在最堅定的支持者中，對於美國領導的民主的力量和未來，也存在普遍的懷疑。

70歲的阿爾卡迪耶斯·維諾庫拉斯是演員和活動人士, 幫助組織了這次集會。當被問及聽到「美國民主」這個詞，他想到了什麼時，他用一句口號回應道：「美國是全球民主的捍衛者，也是西方民主活力的保障者！」

在20年前似乎是這樣——然後出現了普丁、川普和一個分裂的美國。

「現在，」他說，「即使是美國最忠實的粉絲也不得不問這樣一個問題：這種事怎麼會發生在民主的保障者身上?」

在那些曾經敬仰美國的國家，這是一個經常聽到的問題。

週四，在塞內加爾達卡的謝赫安塔迪奧普大學政治系，六名研究生聚集在一位教授的辦公室裡，討論美國的選舉是否會被竊取。

23歲的研究生蘇萊曼·西塞說：「川普之後的美國民主，毫無疑問更弱了。」

世界上的一些領導人利用了這一顯而易見的弱點。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和匈牙利總理維克托是選舉產生的具有獨裁傾向的領導人，他們讚揚川普和他所在的共和黨。

在印度，總理莫迪奉行印度教民族主義議程，曾被指責導致民主倒退，他現在堅稱，西方沒有資格就民主基準問題向任何國家施壓。

從緬甸到馬利，軍事政變的領導人也發現，他們可以在沒有重大國際阻力的情況下顛覆民主。

「如果你是一個獨裁者或想成為獨裁者，你付出的代價比30年前要小得多，」哥斯達黎加前副總統凱文·卡薩斯-薩莫拉說，他現在領導著國際民主與選舉援助協會，這是一個擁有34個成員國的民主支持團體。「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美國。」

就連改革者也開始懷疑，他們對本國最崇高的機構能有什麼合理的期待。在南非，幾個月前，當一位新的首席大法官被任命時，人們對法院是否非政治化，甚至能否非政治化產生了疑問。

所有這些國家，以及更多的國家，都面臨著一個巨大的挑戰，那就是民主國家內部的反民主分子，而美國讓這個挑戰變得更加顯而易見。

維諾庫拉斯說，立陶宛及其鄰國對這種力量的抵抗力更強，因為他們可以通過觀察鄰國知道自己會走向何方。

他說：「在波羅的海國家，肆無忌憚的民粹主義還沒有抬頭，我再說一遍，那是因為法西斯主義的俄羅斯。」

他還說，民主國家需要的是對改進的投資——一切最好的想法，無論它們來自哪裡——以及對排除違反規則及規範者的堅定承諾。

「總的來說，民主已經退化，變得毫無用處，」他說。「它變得更像是無政府狀態。對一切事物的無限容忍破壞了民主的基礎。」

在台灣，許多人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來自中國的威脅使民主更加珍貴，幫助人們記住，民主的好處只有通過跨越分歧的共同聯繫才能實現。

「如果一個國家要繼續向前發展，」林煒軒說，「兩黨領導人都應該起到橋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