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3名中國頂尖游泳運動員在上屆夏季奧運會前幾個月藥檢呈陽性的消息曝光。在那之後,中國和全球反興奮劑機構極力捍衛允許他們參加2021年奧運會的決定。他們堅稱這些游泳運動員沒有服用興奮劑。
但據《紐約時報》看到的一份祕密報告顯示,中國和全球反興奮劑機構在做出上述表態的同時,都知道這23名游泳運動員中有三人在幾年前曾被檢測出服用了另一種提高成績的藥物,但他們的身份沒有公布,也沒有因此而禁賽。
在這兩起事件中,中國都聲稱這些游泳運動員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攝入了違禁藥物,一些反興奮劑專家對解釋持十分懷疑的態度。這兩起事件加劇了競爭對手長期以來的懷疑,即他們認為的中國使用興奮劑的模式,而世界反興奮劑機構不願或是沒有能力來處理這一問題。
這三名被披露在2016年和2017年的藥檢中呈陽性的中國運動員並非普通的游泳選手:其中兩人後來在2021年東京奧運會上奪得金牌,第三人現在是世界紀錄保持者。這三人預計將在7月的巴黎奧運會上再次爭奪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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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興奮劑專家表示,如果中國官員和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在兩組藥檢呈陽性的情況下遵守現有規則,這些運動員的身份應該被公布並接受進一步調查,並可能被取消參加2021年奧運會的資格,甚至可能被取消參加下個月在巴黎開幕的奧運會的資格。
「我們採訪過的運動員對反興奮劑系統和世界反興奮劑機構感到震驚,」從事運動員權利工作的組織「全球運動員」總幹事羅布·科勒說。「運動員需要嚴格遵守反興奮劑規則,但負責追究他們責任的組織卻不必照章行事。」
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在給《紐約時報》的一份聲明中證實,三名中國游泳運動員被檢測出含有所謂的「微量」違禁類固醇克倫特羅。該機構將2016年和2017年的事件歸咎於食品污染,稱其「普遍存在」。該機構在網上發布了冗長的回應,同時通過電子郵件將其發給了《紐約時報》。
「食品污染問題是真實存在的,反興奮劑界也都知道,」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總幹事奧利維爾·尼格利說。
「涉案的三個運動員就是這種情況,」他補充道。「他們是頂尖級別的游泳運動員,在一個肉類普遍受到克倫特羅污染的國家,他們接受檢測的頻率非常高,因此他們可能是數以百計檢測出微量克倫特羅的運動員之一,這並不奇怪。」
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稱,這些運動員體內的克倫特羅水平「非常低,是需要報告的最低水平的1/6~1/50」。但對於為什麼沒有公開這些體內含有克倫特羅的游泳運動員身份,該機構和尼格利都沒有作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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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游泳類運動管理機構世界水上運動週五也證實這三名中國游泳運動員此前的克倫特羅檢測呈陽性。
「我們可以證實,在2016年和2017年,有中國運動員克倫特羅檢測呈陽性,」該機構在一份聲明中表示。該機構(前身為國際泳聯)表示在該組織檔案中發現了這些藥檢呈陽性的記錄,當時該組織的管理層與現在不同。
巴黎奧運會的游泳場館,2016年和2017年被查出違禁物質檢測結果為陽性的三名中國游泳運動員預計將再次爭奪獎牌。
巴黎奧運會的游泳場館,2016年和2017年被查出違禁物質檢測結果為陽性的三名中國游泳運動員預計將再次爭奪獎牌。 Sarah Meyssonnier/Reuters
「如果有任何信息表明這些事件應該以不同的方式處理,那麼我們當然會非常仔細地調查,」該機構表示,並補充說,預計將在未來幾週內公布反興奮劑審計複核的結果,包括「關於未來如何處理類似事件的明確指導方針」。
中國反興奮劑機構撰寫的一份機密報告中包含了2016年和2017年陽性檢測的細節,該報告於2021年用於為23名游泳運動員洗脫罪名,並在當時交給了世界反興奮劑機構。
中國在報告中稱,這23名游泳運動員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受到一種心臟病藥物污染,該藥物不知何故出現在為他們準備的國內比賽膳食中。這一理論的依據是,在陽性檢測結果出現兩個月後,中國調查人員在游泳運動員下榻酒店的廚房裡發現了微量的曲美他嗪藥物(簡稱TMZ)。
TMZ可以幫助運動員加強體力和耐力,加快恢復時間,屬於提高成績的藥物之一,使用者會受到最嚴厲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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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證明污染確實存在的可能性,這份中國文件列舉了其他「群體性事件」,其中12名中國水球運動員和13名其他項目運動員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從食物中受到禁藥污染。中方表示,在這些早期案例中,包括2016年和2017年三名頂級游泳運動員在克倫特羅檢測中結果呈陽性的事件。
但是,中方引用這些早期案例,只會讓人對他們處理陽性檢測結果的歷史產生更多疑問。
包括楊浚瑄在內的中國女子自由泳接力隊慶祝在2021年東京奧運會上獲得金牌。據中國反興奮劑機構,楊浚瑄至少有兩次違禁藥物檢測結果呈陽性。
包括楊浚瑄在內的中國女子自由泳接力隊慶祝在2021年東京奧運會上獲得金牌。據中國反興奮劑機構,楊浚瑄至少有兩次違禁藥物檢測結果呈陽性。 Marko Djurica/Reuters
根據當時對此類檢測的既定協議,即使檢測結果被認為由肉類污染引起的,中國和世界反興奮劑機構仍必須公開確認運動員的身份,並調查污染來源。沒有跡象表明在中國記錄的案例中都遵循了這些步驟。
克倫特羅多年來在運動員中很受歡迎,因為它可以減輕體重、促進肌肉生長。由於它在提高運動員成績方面的有效性,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將其列為處罰最嚴厲的藥物類別,處罰包括禁賽四年。
與此同時,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它也被用來促進牲畜生長。這導致了一些污染事件,動物如果使用過該藥物,食用其肉的運動員有可能受到波及——中國反興奮劑機構在一份報告中詳細描述了該現象,該報告仍可在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網站上找到。
中國反興奮劑機構沒有回應時報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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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職責是防範那些未能對運動員服用興奮劑進行監管的國家。該機構在2021年聽信了中國官員的說法,同意這23名游泳運動員沒有做錯任何事。國際奧委會沒有在中國開展自己的調查,並允許中國反興奮劑中心繞過其他機構有義務遵守的規則和程序,為這些運動員開脫。
世界反興奮劑機構以新冠病毒限制為理由沒有採取行動,這為中國派這23名游泳運動員參加2021年夏季奧運會鋪平了道路,近一半的中國奧運游泳隊員在TMZ檢測中結果為陽性。在那屆奧運會上,藥檢呈陽性的中國游泳運動員在五項比賽中獲得獎牌,其中包括三枚金牌
事件曝光後,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和游泳管理機構都宣布對案件的處理進行審查。但這只會引發新的擔憂。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已受到運動員和教練抨擊,還要被迫回應關於其指定檢察官缺乏獨立性的說法。與此同時,世界水上運動協會面臨著該協會反興奮劑諮詢小組一名成員的指責,稱該小組「莫名其妙地被強行排除在審查之外」。
在一片非難聲中,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官員試圖在一系列公開和私下的簡報會上為自己辯護,其中包括與記者的電話會議、有數以百計運動員參加的論壇,以及倉促安排的與本機構董事會成員的影片通話。
在其中一次這樣的電話會議中,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總法律顧問羅斯·溫澤爾直視電腦攝像頭,告訴董事會成員,中國游泳運動員沒有服用興奮劑。
溫澤爾對中國反興奮劑中心與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分享的報告中的細節了解多少,目前尚不清楚,但他和其他機構官員一再通過一個有力的統計數據來支持為游泳運動員洗脫罪名的決定:溫澤爾告訴董事會成員,在2021年事件發生前的三年裡,這些中國游泳運動員中無一人興奮劑檢測結果呈陽性,儘管他們「接受了大量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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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澤爾在4月和5月初的會議上沒有透露這些游泳運動員在2018年之前的興奮劑記錄。但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在2021年就收到了中國的祕密報告,這些年來,該機構已經知道,中國在2016年和2017年為三名克倫特羅檢測結果呈陽性的游泳運動員洗脫罪名。
在報告中,中國甚至指出了這三名運動員的名字:汪順,他在東京奧運會上成為第二位獲得個人游泳金牌的中國男性運動員;覃海洋,他是男子200米蛙泳世界紀錄保持者;楊浚瑄,她在2017年藥檢結果呈陽性時只有十四五歲,後來在東京奧運會上獲得了金牌和銀牌。
今年4月,楊浚瑄在女子100米自由泳中創造了中國國家紀錄
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在週五的聲明中指出的那樣,克倫特羅的污染陽性問題最終變得非常普遍,以至於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在2019年修改了其指導方針:該藥物仍將被禁用,並被歸入最嚴厲的處罰類別,但陽性結果的門檻提高了。
不過,根據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當時的規定和程序,聲稱受到克倫特羅污染的運動員必須確定他們所食用受污染食物的來源,並提供證據,證明食物確實受到污染。這是一個很高的門檻,許多運動員沒有做到這一點,往往導致多年禁賽。
然而,即使中國運動員能夠證明自己受到了污染,根據2016年和2017年實施的規則,中國的反興奮劑機構也必須按照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規定,公開披露他們的檢測結果呈陽性。如果運動員在比賽中檢測結果為陽性,他們的成績就應���官方記錄中刪除。
然而,在這三名中國游泳運動員的案例中,沒有跡象表明中國的反興奮劑機構遵守了這些規定,公開記錄中也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這些運動員的檢測結果呈陽性。
根據中國的時間表,他們在2016年和2017年的檢測結果呈陽性時,中國正面臨著對其游泳運動員使用興奮劑而不受懲罰的指控。
2016年,倫敦《泰晤士報》的報導援引中國舉報者的話,稱中國當局掩蓋了五項興奮劑檢測結果呈陽性的情況,因為中國當局希望避免在當年裡約熱內盧夏季奧運會選拔賽之前披露這些結果的情況。
倫敦《泰晤士報》那篇文章發表的第二天,中國的反興奮劑機構公開承認,六名中國游泳運動員的禁藥檢測結果呈陽性。報告稱,其中三項陽性結果發生在六個月前的2015年,涉及克倫特羅。中國拒絕透露其他藥物的名稱或任何運動員的姓名。
當時,世界反興奮劑機構陷入了另一起醜聞,涉及俄羅斯政府支持的興奮劑計劃。它立即作出回應,稱有關中國陽性檢測結果的指控「非常嚴重」,並發誓要「正面」處理這種情況。然而,沒有任何已知的正式行動。
全球運動員組織的科勒說,發現更多隱藏的陽性結果,以及一些涉事運動員將在巴黎奧運會上爭奪獎牌的前景,對其他奧運選手來說幾乎是無法理解的。科勒在2018年之前一直擔任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副主任。
「這將使運動員對反興奮劑體系的信心降至歷史最低點,我曾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