逾75%的美國人說，美國正在朝著錯誤的方向發展。今年，美國在2024年全球最幸福國家排名中首次跌出了前20名。由於氣候變化的威脅，一些夫婦選擇不要孩子。這種絕望不僅瀰漫在美國，也能在世界大部分地方感受到。

這種有害情緒讓此時此刻尤其令人沮喪。有關加薩戰爭令人震驚的傷亡的爭論使當前的氣氛更加惡劣，大學校園裡的騷亂凸顯了這種氣氛。我們的國家四分五裂，動不動就互相譴責、互相斥責，這種做法加劇了人們的失落感。我們的國家不再是一座山顛之城，人們對國家（甚至對地球）的感覺是絕望。

但我一點也沒有這種感覺。

我報導世界各地的痛苦已經40年了，我從中學到的東西是希望，是希望的理由和希望的必要。多年來的前線報導使我對我們在物質上和道德上的進步有一種敬畏，因為我們有幸生活在這個時代，在有生之年經歷了可能是有史以來預期壽命、營養和健康水平的最大改善。

許多真實的威脅依然存在。我們可能會陷入與俄羅斯或中國的核戰爭；碳排放可能會毀掉我們的星球；美國近幾十年的貧富差距大幅拉大（儘管全球範圍的不平等有所縮小），國內政治也許正在滑向威權主義；還有成千上萬可能會出問題的事情。

然而，每當我聽人們說，美國從來沒有如此混亂或如此分裂時，我想到的不僅是內戰，也想到我自己的童年時代：20世紀60年發生的暗殺和騷亂，民權工作者被謀殺，從越南回來的老兵遭咒罵，家庭因代際矛盾關係破裂，肯特州立大學的學生被槍殺，美國和國外的左翼人士引用毛澤東語錄並訴諸暴力，因為他們認為社會永遠不會進步。

如果我們能渡過那些難關，我們也能渡過現在的難關。

我傳遞的希望信息觸怒了一些美國人。他們看到的是戰爭，買不起房子，沒能力償還學生貸款，而且，在我們把地球變得無法生存時，這些東西還有什麼意義？他們說的有道理：我的工作就是寫關於所有這些擔憂的專欄文章。

然而，這些不滿情緒正在扭曲我們的政治和個人行為，加劇社會的緊張狀態和分裂。今天的痛苦能滋生憤世嫉俗而不是理想主義，能讓人麻痹，能通過助長川普式的懷舊而影響政治，那是對過去並不存在的某個偉大時代的懷舊。

這樣做的危險在於，我們社會中的所有人集體強化了一種讓我們的境況變得更糟的憂鬱情緒。絕望不解決問題，只會製造問題。絕望令人麻木，而且適得其反，讓我們更難以振作起來去應對我們身邊的挑戰。

事實是，如果你必須在過去幾十萬年的人類歷史中選一個時間生活，大概就會選現在。

當我退一步看，我從自己職業生涯的主線看到的是美國和國外進步的背景，這種背景雖然很少得到承認，但應該為我們提供視角，並激勵我們去應對我們仍面臨的許多挑戰。

我想起2015年我在安哥拉的一個村莊採訪的名叫德爾菲娜的女子。她從來沒有看過大夫或牙醫，她生的15個孩子中有10個夭折。德爾菲娜的牙齒很糟，一直生活在難以忍受的牙痛中。她從未聽說過計劃生育。當地沒有學校，所以，她和其他的村民都是文盲。

今天，一名效仿我的年輕記者也許永遠不會遇到像德爾菲娜這樣的人，這是因為我們正處於醫療、教育和健康革命之中，儘管我們似乎常常覺察不到。

***

我已懇求拜登總統為將要在加薩死去的兒童和嬰兒做更多的事情。我一直堅信有必要支持遭受轟炸的烏克蘭人民。我經常報導蘇丹、緬甸、葉門和其他地方不太受關注的衝突和人道主義災難。

有些人看到我把職業生涯花在報導屠殺和壓迫上，他們會假設我一定是死氣沉沉、充滿痛苦，是從事新聞工作的屹耳（小熊維尼中一頭悲觀的驢子。——譯註）。非也！新聞工作是一種充滿希望的行動。要不然，記者們為什麼會趕向有炮火的地方，走進新冠感染者的病房，或在騷亂現場採訪縱火者呢？我們這樣做是因為我們相信，如果能讓人們更清楚地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就有可能看到更好的結局。所以，讓我試著從你開始吧。

不過是100年前，卡爾文·柯立芝總統16歲的兒子在白宮網球場上打網球時，腳趾上出了個水皰，醫生無能為力。後來出現了感染，因為沒有抗生素，男孩沒過一週就死了。今年，得到聯邦醫療補助(Medicaid)的美國最貧困的兒童也比一個世紀前總統的兒子擁有更好的醫療服務。

看看2016年的一項民意調查。調查發現，逾90%的美國人認為，全球貧困狀況在過去20年裡沒有改變或變得更嚴重了。這完全錯了：可以論證的是，世界在我們有生之年的最重要趨勢是全球貧困大幅減少。

與2016年相比，今年的兒童死亡人數將減少約100萬，而且，2024年的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可能會再次創下最低紀錄。在我小時候，全世界50%以上的成年人是文盲，而且保持這種狀況已經很久了；現在，全球的成人識字率已接近90%。極端貧困人口已降至全球人口的8%。

雖然這些只是統計數據，但我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花在了記錄這些數據所代表的人類生存狀況的革命上。20世紀90年代，我曾在柬埔寨看到人販子公開出售年輕女孩的童貞；給人的感覺像是19世紀的奴隸制，只不過這些女孩中的大多數會在她們20多歲時死於愛滋病。人口販運仍然是一個大問題，但這方面的進步也很明顯。我幾十年來一直在報導印度加爾各答的這個問題，那裡的一項研究發現，自2016年以來，妓院裡的兒童數量已降低了80%。

愛滋病曾在20年前肆虐貧窮國家，當時並不清楚我們能否將其控制住。後來，在喬治·W·布希總統領導下，美國啟動了一項名為「Pepfar」的計劃，讓全世界扭轉了愛滋病防治的困境，該計劃迄今為止已挽救了2500萬人的生命。人們如今很少聽到關於愛滋病的消息，原因之一是愛滋病已得到控制，這是醫療史上的偉大成功之一。

***

世界在我們有生之年見證的不只是自人類誕生以來人類健康的最大進步。雖然民主制度遭到一些挫折，而且在美國面臨著真正的風險，但我已經學會了從長遠上對專制主義持懷疑態度。

作為一名年輕記者，我報導了1989年6月那個駭人聽聞的夜晚，那是我終身難忘的經歷。中國軍人把他們的自動步槍轉向天安門廣場上手無寸鐵的抗議者，包括我所在的人群。我永遠不會忘記看到士兵使用戰爭武器屠殺手無寸鐵的公民；我仍保留著那天晚上的筆記本，那個曾被恐懼的汗水浸透了的筆記本。

「也許我們今天將失敗，」我用潦草的字記錄下了我聽到的一名藝術系學生的話，他因過度悲傷幾乎語無倫次。「也許明天我們也將失敗。但總有一天我們會成功。」

但我也記得這場民主運動五週前的一天，即1989年4月27日，當時北京的學生們正準備從大學校園出發，到天安門去抗議遊行。

學生們知道，如果他們參加遊行，他們會面臨開除、坐牢或更糟的危險。一些學生在頭一天晚上連夜寫下了遺囑，做了自己被打死的準備。

那天早上，我開車去大學所在的郊區時，看到數萬名武裝警察站在道路兩旁。我假裝是一名外國留學生，進入了北京大學校園，看到一群100名左右的學生從宿舍裡出來，雖然他們很害怕，但還是舉起了民主標語開始遊行。其他學生也漸漸加入進來，也許大約有1000名遊行學生帶著明顯的恐懼走向學校大門。一排排武警擋住了他們，學生們與武警互相推搡，最終將武警推開，奮力走上馬路。令所有人驚訝的是，警察那天沒有用棍棒打學生，也沒有向他們開槍。先鋒隊走出校園後，數以千計的學生紛紛加入到遊行隊伍中來。

消息迅速傳開。遊行隊伍經過其他大學時，又有成千上萬的人加入了抗議遊行隊伍，包括普通市民。老人在陽台上大聲喊著鼓勵的話，店主衝出來給抗議者提供飲料和零食。警察多次試圖阻止學生，但每次都被大群年輕人突破。

當他們來到天安門廣場時，抗議者的人數可能已經達到50萬。然後，在北京市民的歡呼聲中，他們凱旋而歸，回到各自的大學。那天晚上，在北大門口，迎接學生的不是一隊隊武警，而是白髮蒼蒼的教授，他們流下幸福的淚水，為學生們打氣加油。

「你們是英雄！」一位教授大聲說道。「你們為我們所有人做出犧牲。你們比我們勇敢。」

能夠見證那一天學生們的英勇行為是我的榮幸。中國學生在那個春天表現出的對民主的承諾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

那次到天安門廣場遊行帶來的興奮並沒有持續多久。但在我的報導生涯中，我學到首先要謹慎押注短期內民主的成功，其次，永遠不要押注長期內民主的失敗。

我希望有一天能夠看到民主來到中國，來到俄羅斯、委內瑞拉和埃及。

評論人士總在預測美國主導地位的終結。先是傅高義(Ezra F. Vogel) 1979年出版的《日本第一》，然後是派翠克·布坎南在2002年出版的立場偏右的著作《西方之死》和納奧米·沃爾夫在2007年出版的立場偏左的著作《美國的終結》。有那麼一段時間，歐洲似乎可能超過我們，而從長遠來看，中國也似乎有望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

然而，美國活力依舊。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根據官方匯率計算，自1995年以來，美國在全球GDP中的佔比實際略有增加。如今，歐洲群龍無首，經濟增長乏力。日本、中國和韓國的人口在減少，經濟也在走下坡路。《經濟學人》最近指出，「山姆大叔正在讓世界其他地方感到羞愧」。

中國今天的困境影響尤其大，因為它曾是美國優勢地位的最大挑戰者。全世界很多人都曾經認為，中國的政治和經濟模式更具活力。然而，今天的中國陷入了苦苦掙扎中，即使擁有人口優勢，中國經濟是否會超過美國已不再明朗。美國是當今世界無可爭議的巨人。

在我看來，川普當選的可能性像一道陰影籠罩著美國。然而，即使他當選，美國在科技、文化、醫學、商業、教育等方面仍有一種活力和內在力量，我認為美國能夠經受住四年的治理不善、混亂和民主的顛覆。事實上，川普對北約和亞洲的破壞力——通過放棄北約和台灣——甚至可能會大於他給美國帶來的損害，從而以一種不當的方式夯實美國的優勢地位。

請注意，今年大選的主要議題之一將是移民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世界各地的人們決心來到美國，就像我父親在1952年冒著生命危險逃離東歐來到美國一樣。絕望的外國人有時比我們更清楚地看到我們國家頑強的生命力。

我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看到過這種對美國的信念，甚至在本世紀頭十年的達爾富爾，當時我經常悄悄進入那裡報導種族滅絕。我弄不到檢查站的政府通行證，但我發現聯合國的工作人員出示的是英語證件，士兵們顯然看不懂。於是我把美聯航的航空裡程卡掛在掛繩上，開車來到一處檢查站，出示我的裡程卡——士兵們揮手放行。

出來混遲早要還，終於，我在一個檢查站被攔下，關進了拘留室，裡面有一幅可怕的壁畫，畫的是一個囚犯被木樁刺穿肚子。士兵去叫管事的，等待的過程令人恐懼。他終於露面了，下令將我釋放——然後一個先前將我扣下，似乎準備處決我的人，悄悄靠了過來。

「嗨，」他說。「你能給我弄到美國簽證嗎？」

***

我也認為川普當選將對美國的政治和法律體系造成巨大破壞。但在科學界，我們將繼續推動新的乳腺癌疫苗研發，還有對抗肥胖症的新藥，以及用於治療鐮刀細胞病等疾病的新的CRISPR基因編輯技術。

民主的衰落和醫療進步挽救生命，我們要如何權衡孰輕孰重？我們當然不能。我心目中的知識英雄以賽亞·伯林可能會說，它們是無法比較的標準——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們與我們的福祉無關。

沒有人可以指責我對美國在國內外面臨的問題視而不見，因為這一直是我的工作。這些問題給我留下的創傷有點太大了，以至於我無法成為一個標準意義上的樂觀主義者。瑞典的發展專家漢斯·羅斯林曾經說過，他不是一個樂觀主義者，而是一個可能性論者。換句話說，他認為只要我們足夠努力，就有可能取得更好的結果。對我來說，這是有道理的，它意味著用謹慎的希望取代絕望。

這種希望並非天真地相信一切都會好起來。不，它是一種有些受挫的希望，即如果我們足夠努力，改善是可能的。

2004年，我向《紐約時報》的讀者講述了穆赫塔爾·馬伊的故事，她是我在巴基斯坦偏遠的米爾瓦拉村結識的一位不識字的女性。她在村委會的命令下被輪姦，那是對她哥哥的所謂罪行的懲罰，大家以為她會因恥辱而消失或者自殺。相反，她起訴了施暴者，把他們送進了監獄，然後用賠償金在她的村子裡辦了一所學校。

穆赫塔爾沒有屈服於絕望，而是抱持著一種希望，希望教育能逐漸消除那些令她和其他許多人受害的厭女思想和對女性的虐待。後來，她把強姦犯的孩子招進了她的學校。

穆赫塔爾告訴我，我們人類被賦予了力量與希望，如果我們認識到這一點，並運用它，就能實現不可能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