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末，俄亥俄州參議員J·D·萬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扮演了一個不受歡迎角色——在西方外交政策機構的聚會上，代表民粹主義批評美國在俄烏戰爭中支持烏克蘭的做法。

如果硬要從他的發言中摘出一個關鍵詞的話，那將是「短缺的世界」，萬斯在描述美國的戰略形勢時五次使用了這個詞：對全球的承諾讓我們捉襟見肘，無法在支持烏克蘭的同時還維持我們在中東的地位、為東亞的戰爭做準備，因此我們不得不節約資源，期盼我們的歐洲盟友去抵制俄羅斯的武器和野心。

在週日的專欄文章中，我寫了美國在烏克蘭支出問題上的鷹派立場存在著矛盾，他們的論據趨於兩個極端：一個是振奮士氣（「我們已經讓普丁瀕臨失敗！」），另一個是末日論（「普丁正在日漸強大起來！」），雖然他們描述的是同一種戰略格局。

萬斯在慕尼黑提出的論據更加一致，而自俄烏戰爭之初，其前提就已為批評美國烏克蘭政策的共和黨人提供了共同基礎，這個前提不是孤立主義，而是亞洲優先，他們更關心台灣海峽，而不是頓巴斯。但論據的一致並不等於正確，所以值得我們花點時間來分析一下，為什麼這種論點讓支持烏克蘭的鷹派如此懊惱。

部分原因是，有人懷疑一些提出亞洲優先論的人並不完全相信該論點，認為那只是讓美國擺脫義務的一種更體面的方式，而且如果保守派基本盤或川普決定不值得為台灣而戰的話，許多對華鷹派共和黨人會想出一些藉口，來證明不採取行動的正確性。

但假設他們有誠意——而且不管共和黨政客們如何盤算，他們中的許多人在對華強硬方面完全不相上下——這裡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這種論點把優先權賦予了假設的侵略和潛在的戰爭，而不是真正的侵略和當前的戰爭，賦予了用萬斯的話說是「東亞可能發生的事情」，而不是東歐的實際情況。他們的根本主張是，因為北京明天有可能會幹出什麼，我們今天不能盡一切努力阻止普丁，你可以理解為什麼人們對該主張感到惱火。

的確，儘管我同意亞洲優先的整體評估，但我本人也對這個主張感到足夠惱火，以至於我認為拜登政府最初做出的支持烏克蘭的決定是正確的，即使我們應該尋求停戰，突然切斷援助也將是一個錯誤。

但權衡可能發生的事情與現實情況始終是政客們不得不做的事情。優先考慮台灣而不是烏克蘭，優先考慮東亞的危險而不是歐洲的實際戰爭，這種權衡取決於兩個值得明確並討論的假設。

第一個假設是，中國不僅在認真考慮收復台灣，而且在認真考慮要儘快那樣做。如果你認為中國當前的軍力建設和好戰姿態所發出的信號是要在遙遠的未來可能吞併台灣的話，那就無需立刻在歐洲和太平洋地區之間做出權衡。如果是這種情況，我們反而有理由認為，在2020年代擊敗普丁將讓北京在2030年代有所猶豫。而且武裝烏克蘭讓其取得勝利，需要有對軍事生產的長期承諾，這種承諾也將在此後十年有助於威懾中國。

但假設危機更近，假設北京對長期挑戰的認識使其更有可能孤注一擲，在美國受其他危機束縛、面臨內部分裂，並可能在未來四年由能力有限的總統領導（不論是哪個政黨的提名人當選）時採取行動的話，我們十年後的潛在優勢就無關緊要了。我們目前正在製造的反坦克導彈和防空導彈很快就會在烏克蘭戰場上毀掉，在亞洲和澳洲盟友身上每花一美元，就在支持烏克蘭上增加超過七美元的新支出，我們把軍事和外交注意力集中在東歐的塹壕戰上，這些事實意味著，我們基本上是在邀請中國採取行動，而且是儘快採取行動。

這相應地將我們帶到第二個假設：台灣落入鄰近帝國之手將使世界變得更糟，糟糕的程度比烏克蘭割讓領土甚至徹底失敗還要大。

如果你認為這兩個國家本質上等同，都是美國的附庸，但不是正式的北約式盟友，都是民主國家，也都容易受到獨裁大鄰國的攻擊，那就更有理由為烏克蘭採取一切行動，不管這對台灣有什麼後果，因為烏克蘭正在受到威脅。

但它們並不等同。美國對台灣的承諾可以追溯到近70年前，儘管自尼克森時代以來我們一直採取戰略模糊的做法，但台灣仍被認為處於美國的保護傘下，這是烏克蘭從未與美國有過的關係。台灣的民主制度也比烏克蘭更成熟，這意味著對台灣的征服將代表自由民主世界的一種更加明顯的倒退。台灣的半導體產業使其比烏克蘭更具經濟價值，如果該產業在戰爭中被摧毀，更有可能使世界陷入經濟衰退，或者如果台灣的半導體產業乾脆被中國的工業基礎設施吸收，那將讓北京得到新的力量。

同樣重要的是，中國並不等同於俄羅斯。儘管後者是一個危險，但正如萬斯所言，即使沒有美國的參與，歐洲從理論上講應該能威懾俄羅斯，遏制其威脅，歐洲的GDP絕對比俄羅斯高得多。

相比之下，中國的財富和潛在硬實力遠遠超過其所有的亞洲鄰國，而中國征服台灣將使其海軍實力實現突破，使其威權影響力得到更廣泛的投射，亞洲和全球經濟關係將重新洗牌。

如果想深入探討這類後果的話，我推薦艾立信(Andrew S. Erickson)、加布里埃爾·柯林斯和馬修·波廷格在《外交事務》雜質上合寫的《台灣災難》。你不需要被他們的每項分析說服就能明白潛在的利害關係。如果說，俄羅斯在烏克蘭的勝利會助長威權主義野心的話，那麼中國的勝利將讓這種野心格外強勁。如果說，烏克蘭的失敗會損害美國利益的話，那麼失去台灣將會對美國的利益產生毀滅性影響。

這使得第一個假設成為決定性的假設。如果你尋求的是烏克蘭的全面勝利，為其投入多年的努力，台灣的優先級在這期間是次要的，你這個選擇的基本賭注是中國的侵略意圖是一個很久以後的問題，是明天的威脅，而不是今天的威脅。

與尋求烏克蘭勝利的鷹派不同，我不會打這個賭。與在俄烏戰爭上尋求談判的人不同，我也不會簡單地切斷對烏克蘭的援助。在這些選擇之間有一條合理的道路，那就是在美國尋求烏克蘭解決方案、轉向亞洲的同時，繼續向烏克蘭提供援助。但很多東西取決於能否在這條狹窄道路上走下去：不僅對烏克蘭或台灣來說，也對我們所知的美利堅帝國來說，我們把自己的世界主導地位視為理所當然已經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