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困擾發達國家的人口衰減問題上,韓國成為突出案例已有一段時間了。幾乎所有富裕國家的生育率都低於更替水平,但每名女性平均生育1.5名子女是比較常見的情況。比如在2021年,美國生育率為1.7,法國為1.8,義大利為1.3,加拿大為1.4。
韓國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在上世紀80年代就已經下滑到更替水平以下,但近年的下滑更為嚴重——2018年每名女性就生育不到一名子女,疫情後降至0.8人,而從2023年第二和第三季度的初步數據來看,韓國每名女性如今僅生育0.7人。
我們應對這一現狀進行深入剖析。如果一個國家的出生率維持在這樣的水平,那就意味著這一代中的200人到下一代只會剩下70人,這比14世紀黑死病在歐洲造成的人口銳減還要厲害。當把這70人的一代再來一輪更替,原來的200人只剩下不到25人。再來一輪,差不多就是斯蒂芬·金在小說《末日逼近》(The Stand)裡虛構的超級流感來襲時人口崩潰的場面了。
按照報紙專欄作家的標準,我算是低生育率問題上的杞人憂天者。但在某些方面,我覺得自己還是個樂觀主義者。就像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人口過剩的恐慌曾經造成這樣一種誤解,即過剩趨勢只會繼續上升而不會有任何改變,我認為對出生率下降趨勢的極度悲觀情緒——比如預測22世紀的美國將由阿米什人主宰——低估了人的適應能力,低估了在人口衰減過程中繁衍下來的人類將如何塑造生育率更高的未來,並逐漸吸引更多人決定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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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著此種樂觀精神,我實際上並不認為韓國生育率會在幾十年內都如此之低,也不認為其人口將從今天的近5100萬銳減到我此前推斷的幾百萬人。
但我確實相信,到本世紀60年代末,韓國人口將降至不到3500萬人,光是這樣的跌幅就足以令韓國社會陷入危機了。
韓國將面臨一個選擇:要麼忍受隨著年齡結構迅速倒轉而引發的經濟崩潰;要麼嘗試接納規模遠超西歐的移民(西歐移民已經造成社會不穩)。不可避免將會出現的是,老年人被遺棄,大片的鬼城和破敗的高樓大廈,以及年輕人紛紛移民,因為他們看不到負擔一個國家的退休老人有何未來可言。而且,如果韓國難以維持一支有作戰能力的軍隊,它很可能將在某一刻被朝鮮(目前生育率1.8)入侵。
與此同時,對世界各國來說,韓國的案例表明,富裕國家當下的低生育率趨勢是可能以更快的速度惡化的。
這不一定是必然,因為韓國社會確實有許多獨特之處。比如經常被提及的導致韓國生育率低的一個原因是其獨特的殘酷學業競爭文化,在常規教育之外還有無數「補習班」,導致家長的焦慮和學生的痛苦,可能將家庭生活變得像地獄一樣,以至於許多人寧願不要孩子。
韓國的文化保守主義和社會經濟現代化相互作用的獨特關係則是另一個原因。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韓國的性解放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傳統社會習俗所壓制的,比如韓國非婚生子率極低。但這最終導致了兩種反叛相互交織,一是女權主義對保守社會期望的反抗,另一種則是男性對女權主義的抵制,這導致韓國性別矛盾無比尖銳,在把結婚率拉到新低的同時也重塑了韓國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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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上加霜的是,韓國保守主義的傳統更多來自儒家思想和家族觀念,而非西方意義上的宗教;在我看來,強烈的宗教信仰比傳統習俗更能促進家庭的形成。加之韓國長久以來一直處於網遊文化的前沿,特別能吸引年輕男性沉浸於虛擬世界並進一步遠離異性。
但當我停下來看自己寫的文章,好像並不僅僅是在陳述韓國與美國的文化差異,而是對我們也在經歷的趨勢的放大。
我們也有令人窒息的精英主義。我們Z世代中的男女意識型態對立也愈發嚴重。我們也在世俗化中形成了文化保守主義,雖然反對自由主義,但並無虔誠,是一種精神的而非宗教的右傾。我們同樣難以抵禦虛擬世界的誘惑和病態。
因此,韓國眼下的趨勢並不只是一場前景堪憂的意外。那是對我們可能面臨的未來的一種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