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30年的時間裡,曾是小提琴神童的諾曼·卡羅爾一直是備受讚譽的費城交響樂團第一小提琴手和樂團首席,1973年他曾隨團訪問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創造了歷史。他於4月28日去世,享年95歲。
樂團在社群媒體上發布了他在費城主線區巴拉辛維德的一個護理中心去世的消息。除了古典音樂圈,此消息並未引起廣泛關注。
作為負責樂團調音以及管弦樂組的首席,卡羅爾曾在著名指揮家尤金·奧曼迪、裡卡多·穆蒂和沃爾夫岡·薩瓦利希手下工作。
「作為一名領導者,他瀟洒、得體,甚至可以說雄姿英發,」樂團的小提琴手保羅·阿諾德在聲明中說道。「他的演奏大膽、富有表現力、大氣。」卡羅爾「後來成為了『費城之音』的個人代表,」他補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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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北美古典之聲》雜誌在2015年所指出的,聲名遐邇的費城之音濫觴於利奧波德·斯托科夫斯基任內,並在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長期擔任樂團音樂總監的奧曼迪的領導下逐漸形成的,它建立在弦樂部分所發出的「獨特的蜜糖音色」上,同時銅管樂器的攻擊更加柔和,打擊樂器的演奏方法也更加融合。
在卡羅爾任期內,費城交響樂團在歐洲和亞洲巡演,獲得了世界聲譽。
樂團開創性的中國之行是應尼克森總統的要求做出的,作為恢復中美關係努力的一部分,樂團在北京為毛澤東的妻子江青演出。1973年9月的那次訪問,與1971年美國乒乓球運動員訪華的乒乓外交」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我們是第一個去的西方樂團,」卡羅爾在2013年接受音樂出版商喝彩出版社採訪時說。他曾與該社合作過幾件作品。「那時候正值『文革』尾聲,人們對古典音樂的需求非常迫切。」
在奧曼迪的指揮下,樂團在北京民族文化宮連續三晚舉辦音樂會。樂團同意演奏《黃河》協奏曲,這是一部集體創作的作品,被視為「文革」的頌歌。「文革」是毛從1966年開始的一場長達十年的運動,旨在凈化國家的革命精神,但後來演變成血腥的清洗,導致大約100萬人甚至更多人喪生。
至於西方音樂家的作品,由於當時中蘇關係破裂,柴可夫斯基和其他俄羅斯作曲家的作品被禁。貝多芬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因為他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為革命者,研究中國的歷史學家詹姆斯·卡特2021年在紐約新聞網站「中國項目」發表的一篇關於樂團此次中國之行的文章中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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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江青的特別要求,費城交響樂團演奏了貝多芬的《第六交響曲》,這部又名《田園交響曲》的作品與文革的農耕理想不謀而合。
奧曼迪對這部作品並不是特別感冒,但最終還是同意了,他對一位同事說:「入鄉隨俗,就客隨主便吧。」
卡羅爾,拍攝時間不詳。「作為一名領導者,他瀟洒、得體,甚至可以說雄姿英發,」樂團的小提琴手說道。
卡羅爾,拍攝時間不詳。「作為一名領導者,他瀟洒、得體,甚至可以說雄姿英發,」樂團的小提琴手說道。 via Philadelphia Orchestra
諾曼·卡羅爾於1928年7月1日出生在費城,是安娜和馬克斯·卡羅爾的兩個孩子之一,他們都是俄羅斯移民。
他從六歲開始學習小提琴。「我的姐姐拉小提琴,那時候還沒有臨時替人照看小孩的服務,所以母親經常帶我一起去上課,」他告訴喝彩出版社,「我姐姐的小提琴老師發現我也可以是個『荼毒對象』。」
九歲時,他已經能演奏他的第一首莫扎特協奏曲。13歲時,他開始在費城柯蒂斯音樂學院學習,從1979年開始,他在那裡任教長達35年。
1947年畢業後,卡羅爾開始了獨奏生涯,並在紐約市政廳首次登台演出,《時代》週刊對他的表演進行了報導。
1946年,卡羅爾(左下)與同學在費城柯蒂斯音樂學院外。他於次年從該校畢業。
1946年,卡羅爾(左下)與同學在費城柯蒂斯音樂學院外。他於次年從該校畢業。 Courtesy of the Curtis Archives
朝鮮戰爭期間,他應徵入伍。在舊金山普雷西迪奧基地駐紮期間,他與爵士樂小號手、歌手切特·貝克和未來的指揮家安德烈·普列文是軍樂隊的隊友。
在此期間,他遇到了未來的妻子埃莉諾·特羅布。他們在1952年結婚後,卡羅爾發現,「在吃飯或做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上,單身並不總是像看起來的那麼美好」,他在喝彩出版社訪談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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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紐奧良和明尼阿波利斯的交響樂團擔任首席後,他於1966年加入老家的交響樂團,之後就一直留在那裡,直到1994年因胳膊和肩膀的慢性疼痛而被迫退休,時年66歲。
他在世的親人包括女兒萊斯利、兒子丹、六個孫子和三個曾孫。
1973年訪華期間,卡羅爾與中國中央樂團的小提琴手在一起。
1973年訪華期間,卡羅爾與中國中央樂團的小提琴手在一起。 Beethoven in Beijing, via The Philadelphia Orchestra Association Archives
去年,為了紀念1973年中國之行50週年,費城交響樂團的一個音樂家代表團訪問了中國的幾個城市。他們與中國國家交響樂團的同行們一起在北京舉行了一場音樂會。
雖然1973年的訪華行程成為了冷戰歷史的一部分,但那並不是卡羅爾最後一次訪問中國。
「1993年,也就是整整20年後,我們又去了一次,」他說。「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前我們在街頭看不到汽車,現在則是大塞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