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香成看著車窗外：天安門廣場東側的一幅宏偉的毛澤東肖像消失了。那是1981年。

毛的形象在那一年森然隱現，當時人們聚集在一起，觀看對他的政治嫡系人物——所謂的「四人幫」——的審判。那個秋天的早些時候，在毛的肖像被從天安門廣場的歷史博物館撤下之前，劉香成拍到一個滑旱冰的人從一尊毛的雕像前滑過的瞬間。在劉香成的攝影裡，共產黨領導人僵硬的面孔透出了一絲活力：2008年，一名北京居民在自家外牆貼滿受敬仰的人物的肖像，公然反抗計劃在當年夏季奧運會之前實施的拆遷。

「我很幸運，能用相機進行某種本來不可能實現的政治報導，」劉香成說。「中國人日常生活的實情，是我最感興趣的，因為我知道它們會講述一個更大的故事。」

劉香成的新攝影集《紅海餘生》（「A Life in a Sea of Red」，施泰德出版社）的拍攝始於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跨越了中國和蘇聯多年的政治動盪。從1989年天安門廣場要求民主的學生抗議活動，到1991年米哈伊爾·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的下台，劉香成捕捉到了一個個歷史轉折的瞬間。但他更感興趣的，是政治和日常生活的碰撞。

24歲時，他接到在中國的第一項任務，報導1976年的毛澤東葬禮——但簽證限制導致他無法及時趕到首都。滯留廣州期間，他拍了一些黑衣戴孝在公園裡打太極的男人。看著他們的胳膊和腿在空中遲緩地移動，劉香成預感到，毛澤東統治的動盪與緊張時期過後，這個國家的其他地方將很快鬆開束縛。

他對軍隊鎮壓天安門廣場抗議的影像記錄最為知名，在其中，個人與政治的衝突顯得尤為突出。他從一片屋頂拍到一對騎著單車躲在隧道裡的夫妻，他們的頭頂是隆隆駛過的坦克。當受傷的學生被匆忙扶上人力車拉往醫院時，劉香成騎車一道前往，一手扶著車把，一手抓著相機。

「我們當然不會忘記開槍射擊的殘酷場面，」他說。「但別忘了人依然在生活；日常生活還會繼續下去。正是這些細微之處告訴你，在那個時期發生了什麼事。」

劉香成對日常生活的關注是受到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等馬格南(Magnum)攝影師的影響，但童年早期在中國大陸的記憶也讓他意識到，政治能以怎樣的方式塑造和擾亂普通人的生活。他生於香港，後隨母親到福州與兄弟姐妹團聚，政府當時已經沒收並拆分了他家的庭院宅邸，把院子的一部分重新分配給了其他居民。他家的地主成分對他的影響一直延伸到教室，他在那裡被和農民與軍人家的孩子區別對待。在他的成績單上，「政治表現」一項從沒高過C。當劉香成在紐約完成學業和實習，回到中國大陸從事攝影時，他雖然族裔上是中國人，卻被當成外人，甚至在理髮前被告誡要先背毛主席語錄。

劉香成說，他的成長經歷使他能夠體會在中國政治運動受迫害的人對尊嚴的表達。在俄羅斯，他報導過抗議活動、未遂的政變和蘇聯的崩潰，於1991年同他在美聯社的同事一道獲得了普立茲現場攝影獎。「無論拍攝中國還是後來的俄羅斯，重點一直是找到一種辦法去表現政治對每一個人的俗世生活有多麼深刻的影響，無論他們在追求多少自由，」劉香成在他作品集的後記中寫道。

1995年，他放下了日常新聞攝影，轉而開始拍攝組成中國精英群體的電影明星、音樂家、當代藝術家和百萬富翁。為了向基恩·米利(Gjon Mili)致敬——此人為使用光作畫的畢卡索留下了動態的肖像——劉香成拍攝了2012年藝術家艾未未被警方釋放後用電筒寫出「自由」一詞。在作品集的最後幾頁，劉香成將富人和成功人士與貧困者的肖像並置在一起。

在政治含義相對少的照片中，劉香成也會流露出一種具有顛覆性的幽默感。兩個有精緻髮型的模特在北海公園漫步，經過一個穿著隨意、正坐在長椅上俯身讀書的女人。三個戴著一樣的毛式帽子的雲南小夥子，透過反光的墨鏡凝視著鏡頭。新娘租了只有上半身的白色婚紗和面紗，坐在北京一家照相館裡拍照。

「在一個國家生活，你會有春、秋、冬，」劉香成說。「你會有那個閑心去從各種問題中學到些什麼。這些才是能幫你講故事的事情——這樣中國才不會顯得是一個高度單一化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