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中國的作曲家黃若突然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美國劇作家黃哲倫是否會考慮將他的百老匯大熱作品《蝴蝶君》(M. Butterfly)改編為歌劇？

那是2013年的事，黃若與黃哲倫為外百老匯重排《舞蹈與鐵路》(The Dance and The Railroad)，前者渴望與後者再次合作。黃哲倫對此表示同意。今年7月下旬，在二人第一次談起這次合作將近10年後，《蝴蝶君》在聖達菲歌劇院首演。

與舞台劇一樣，這部歌劇講述了法國駐北京大使館的公務員勒內·加利馬爾與京劇演員宋麗玲相愛的故事，她似乎是個理想中的女人。加利馬爾最後發現，宋麗玲一直是個男人，而且是間諜。

《蝴蝶君》是對普契尼《蝴蝶夫人》的顛覆，後者講述一個遭背叛的年輕藝妓巧巧桑徒然等待美國丈夫平克頓歸來的故事。《蝴蝶君》給亞洲角色而非西方人賦予了力量，性別角色的流動性也反擊了普契尼歌劇中的性別歧視手法。

《蝴蝶君》的檔期將持續到8月24日，在聖達菲接受採訪時，黃若說，在首演30多年後，該劇對種族、性別和權力的討論是對當下的一種回應。他還談到了自己早期沉浸在中國戲曲中的經歷，疫情對該劇的影響，以及亞裔在藝術中的呈現。以下是經過編輯的談話節選。

當我還在歐柏林學院的時候，我在美國看的第一部舞台劇就是《蝴蝶君》。它給我帶來了非常深刻的衝擊。我知道普契尼的歌劇《蝴蝶夫人》，但我不知道《蝴蝶君》。我還以為是拼寫錯誤呢。我進去的時候期待看到《蝴蝶夫人》，但走出來的時候卻得到了一個完全相反、截然不同的故事。

我看過這部劇的幾個版本，我經常覺得它需要用音樂的形式來講述，因為它與普契尼和對《蝴蝶夫人》的反轉有著很大的關係。我覺得在歌劇裡，我可以自由地融入——去扭轉、去變化，用音樂來創造所有的戲劇性。有些舞台劇永遠不應該被改編或者改成歌劇，但我覺得《蝴蝶君》是極少數可以成功的案例之一。

在海南的每個村莊都有一個公共的露天空間，就像一個廣場。白天，人們把衣服拿來，放在烈日下晾曬，或者在這裡曬稻穀。晚上大家會坐在那裡，男人們會打赤膊，為了涼快、好睡覺。

偶爾，海南的戲曲團會來村裡演出。那時候，空曠的廣場就變成了臨時劇場。每家人都會帶著食物和椅子前來。我祖母會帶我坐在那裡看戲。

我的祖母從來沒有上過學，因為家裡窮，而且她是女人。但她是通過看戲受教育的。戲劇是為所有人服務的：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年輕人。她學到了戲裡的故事和道德觀念，還把這些東西教給了我。

普契尼的歌劇展現了一個順從的年輕亞裔女人，她願意做任何事情——甚至改變自己的信仰——被關在籠子裡，做別人的妻子，甚至生孩子。劇中展現了她愚蠢地希望男人回來，結果卻遭到拋棄，她唯一的孩子、唯一的希望也被殘忍地奪走。普契尼把平克頓塑造成一個不了解也不尊重東方傳統和文化的白人，只是從身體上和心理上虐待和利用巧巧桑。

大背景是東西方之間的不平衡，小背景是男性和女性之間的相互作用，而且亞裔被視為次等人。這在《蝴蝶君》裡是完全相反的。

《蝴蝶夫人》的序曲非常快，充滿活力，以小調譜寫，聽起來很西方。我對其進行了反轉。我使用了普契尼的母題，然後將它反過來。我把它變成了准五聲音階，讓它聽上去更東方。我還用了京劇裡的鑼、鐃鈸等樂器來配合。所以如果不是很了解普契尼，會覺得相當面目全非，但我覺得，這樣一來，它既和普契尼有關係，又成為新的作品，就像《蝴蝶君》本身。

由於疫情和反亞裔仇恨的興起，現在是一個更加合適的時機。亞裔美國人再次遭受低人一等的刻板印象和種族仇恨。他們被視為外人，而不被平等對待。隨著《蝴蝶君》的上演，我們正在向人們展示這是人性的歷史——這不僅僅是過去發生的異國故事。

你真的不知道何時何地會受到攻擊。例如，去年我帶著孩子們出去騎單車，在那之前，一名菲律賓女子在時報廣場遭到了嚴重襲擊。我把他們差不多偽裝起來，也把自己偽裝起來，我們都戴著口罩，他們戴著頭盔，我戴著帽子，所以我們看起來都不那麼像亞裔。那是我第一次覺得我必須在美國偽裝自己。

通常，亞洲人和亞裔美國人希望被看到和聽到。我們總在抱怨我們是隱形人。但那一刻，我想要隱形。我不想被看到或被認成亞裔。這正常嗎？這真實嗎？我認為這很不正常，但那一刻感覺非常真實。

你希望觀眾從《蝴蝶君》得到什麼？

我希望人們了解這個故事，同時也提出問題。對我來說，這是歌劇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不是提供答案，而是提出問題。並且讓觀眾思考自己的背景和人生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