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日，當張先生在北京抗議中國嚴厲的防疫政策時，他以為自己做足了不會暴露身份的準備。

他戴了滑雪面罩，還用護目鏡遮臉。看到似乎有便衣警察跟蹤，他躲進灌木叢換上了另一件外套。他甩掉了尾隨者。當晚，當20多歲的張先生安然無恙地回到家中，他以為自己沒事了。

但第二天警察就來電話了。他們告訴他，警方知道他去了現場，因為能檢測到他的手機一直在抗議發生的區域。儘管他沒透露自己的住址，但三名警察還是在20分鐘後上門了。

根據對被警方盯上者以及跟進案例的人權組織的採訪，中國各地的抗議者在本週都遭遇了類似的情況。隨著當局開始追蹤、恐嚇和拘捕上週末遊行反抗政府嚴厲新冠政策的人，政府在過去十年間打造的強大監視工具就在此刻——即部分人走上街頭質疑執政中共的權威之時——派上了用場。

警方通過人臉、手機和線人來確認抗議者的身份。通常情況下，他們會強迫那些被追蹤到的人保證不再參與抗議。抗議者通常都沒有經歷過這種追蹤，對於自己如何被暴露都表示不解。因為害怕遭遇更多報復手段，許多人刪除了Telegram等國外的應用程序，這些程序一直被用來在海外協調和傳播抗議影像。

中國警方打造了全球領先的監控系統。他們在街角和建築物入口處放置了數以百萬計的監控攝像頭。他們購買了功能強大的人臉識別軟體，並通過編程識別當地公民。收集到的數據和影像會有特殊軟體進行處理。

儘管打造監控系統不是祕密，但對許多中國人來說，那似乎是遠離日常的東西。警方通常用它來追蹤異見人士、少數民族和外來務工者。許多人對此的支持是出於這樣一種想法：沒做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怕什麼。

過去一週來自警方的盤問可能會動搖這個想法。這是這個監控國家首次對中國最富裕城市的大量中產階級進行直接監控。雖然很多人都遭遇過審查——本週的情況也證明他們有時能夠躲避審查——但警察上門的情況並不常見，也更令人不安。

「我們聽到一些說法，警察會上門了解他們在抗議期間的行蹤，這可能是基於大規模監控收集到的證據，」國際特赦組織的中國研究員阿爾卡·阿卡德說。他還表示，「中國的『老大哥』技術從未關過，政府希望它現在就能顯示出平息騷亂方面的有效性。」

這些遊行和抗議是自1989年北京在天安門廣場動用致命武力鎮壓以來，中國發生的最為廣泛和公開的政治抗議活動。如今，中國當局可以利用高科技的天羅地網鎖定組織者和最出挑的抗議者，拘捕他們來壓制動亂。而追隨者和旁觀者往往能夠脫身，只會得到一次嚴厲警告。

張先生的經歷很普遍。雖然他知道中國的公共場所到處都是人臉識別攝像頭，但他低估了手機信號的追蹤能力。這些帶有天線的小型設備很容易被忽視，它們裝作手機信號塔，連接所有經過者的手機，並記錄數據供警方檢查。儘管如此，與本文採訪中的其他抗議者一樣，因為害怕警方報復而拒絕透露全名的張先生是幸運的。在遭遇嚴厲盤問並被警告不準再參加抗議後，警察離開了他的公寓。

他說這番遭遇讓他十分「害怕」，他也相信此舉能有效打擊集會產生的勢頭。「再把人動員起來會非常困難，」他說。「現在這種情況，人們會離開街頭的。」

還有一些人是因為面孔而暴露身份。參加了北京抗議活動的王先生說，他在週日集會兩天後接到了警方的警告電話。他被告知，他已被面部識別技術識別。

與北京的其他抗議者不同，王先生沒有用帽子或太陽鏡遮住臉，他在活動中一度摘下了醫用口罩。他說，他對警方能夠認出他並不感到驚訝，但是這種技術的使用讓他感到不安。

「我知道參加這種集會的風險，」他說。「如果他們要找我們，一定找得到。」

警察打來的電話只持續了10分鐘，但警察竭力恐嚇他：「他挑明了說下不為例。」

在被警方逮捕或被找上門後，許多抗議者都避免使用VPN（虛擬私人網路）或其他外國應用程序，如Telegram和Signal。他們說，令人擔心的是，既然已經被當局盯上，他們在手機上使用的軟體可能會受到更嚴密的監控，從而招致警方更多的關注，可能還會被拘留。

週一在成都一場抗議活動中被捕的一名男子說，被警方扣留期間，他的手機遭到檢查，警方看到他使用Telegram和其他外國應用。他被釋放後刪除了這些應用。

一些抗議者試圖反擊監控，他們使用的策略與2019年在香港使用的策略類似，當時示威者試圖暴露警察的身份，警方則努力揭開抗議者的身份。本週，一份包含約6萬名上海警察的身份名單在一些Telegram群組中分發。網路安全組織互聯網2.0稱，這份名單源於2020年的一次中共黨員身份洩漏事件，該組織對最初的洩密事件進行了研究。《紐約時報》證實了部分數據的準確性，其中包括警察的身份證號碼、地址、婚姻狀況、民族和身高。

對許多抗議者來說，確認身份後的震驚本身就是一種恐嚇策略。

20多歲的電影製作人王女士說，她週日晚上在北京和一群朋友在一起。他們採取了預防措施：戴上醫用口罩，在幾公里外打車，步行到守夜地點。儘管他們被警告要關掉手機，但他們只是關閉了GPS和面容ID功能。

「就你想，那麼多人，他怎麼每個人都找到呢？怎麼會有精力每個人都抓住呢？」她說。

當她和一些朋友接到警察的電話或走訪時，她們都大吃一驚。一些人被迫去警察局協助警方調查。

「我覺得我的朋友們，如果下次再有的話，也不會再敢去了，」她說。

儘管如此，王女士還是從天羅地網的縫隙中逃脫了。那天晚上，她使用了另一個手機號碼，與能夠識別她的系統沒有關聯，比如該國用於跟蹤新冠病例並確保人們在疫情暴發地區定期接受檢測的健康碼軟體。

她沒有被自己的經歷所嚇倒。

「（我）還是會去吧，（警察）找就再說吧再說吧。到那兒再說唄，」她說。當被問及是否會再次參加公眾集會時，她補充說，「你就感覺，不去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