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他们行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寻找不法商贩、火灾隐患和垃圾。他们调停邻里争吵，叮嘱狗主人清理宠物粪便，并试图疏导交通堵塞。有时候，他们还会协助抓捕罪犯。
这是北京西南部丰台区的“永善劝导队”，由一群老年志愿者组成。他们在社区里巡查，认为对于社会治安来说，违规无小事。
近日的一天早晨，劝导队的一些成员开始检查一座庞大公寓楼的阳台，查找火灾隐患。他们知道哪些居民会同意清理自家阳台，哪些不会应门。
陪同志愿者开展这项活动的，还有共产党的一名地方官员赵淑伶。一家的阳台堆满了纸箱，可能有安全隐患。“那个人在养鸽子，”赵淑伶指着那个阳台说。“这是允许的。”
他们觉得自己是在做好人好事，是在回馈社会，但其他人可能会觉得他们好管闲事。无论如何，他们都属于一个快速扩大的群体：退休老人。预计到2050年，在全国15亿人口中，60岁以上人口最高可占三分之一。很多人在家里待得无聊，会想方设法继续活动。
在中国的尊老文化和国家控制欲的支持下，永善劝导队的成员们在社区里巡查，他们戴着红袖章，穿着色彩一致的T恤衫，上面印有“城市治安志愿者”的字样。北京拥有数以千计的志愿者队伍，其中包括“朝阳群众”和“西城大妈”。
“我戴着红袖章的时候，就是在工作，”已经当上曾祖母的刘玉珍（音）说。她现年79岁，是一名劝导员。
“但是，当我不戴红袖章的时候，我还是在工作，”她在劝导队总部里说。劝导队总部和永善社区党委会设在同一栋小楼里。
“这对我们来说就像是一种娱乐。”刘玉珍说。“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另外，当我们劝导成功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最近一天上午出去时，劝导员来到两名非法经营的小贩身旁。其中一名男子坐在一张可折叠的小桌子旁，提供测血压的服务。劝导队觉得他挡住了人行道，让他把东西收起来。
“好，”这名男子说。“但你知道的，我也是在为人民服务。”
今年80岁的杨超男说，重要的是要礼貌：“毕竟我们只能劝导，不能罚款。”
她接着表示：“一开始的时候，遇到了很多麻烦。人们会朝我们喊少管闲事。但现在好了，他们都认识我们了。”
在文体路上的清真寺旁边，一名自称姓杨的清真肉类商贩对这些志愿者的作用表示怀疑。
“说真的，他们都是没事干的老人，”他说。“但他们在这里也好，比没人管好。”
在附近一家烟酒店里，一名只愿透露自己姓李的店员说：“他们的确有助于保障街道整洁，还赶走了流动摊贩。”
劝导队成立于2007年，当时有70名成员。适逢2008年奥运会前夕，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提升北京形象的行动，劝导队的成立就是其中一环。如今，永善劝导队已经发展到了大约200人，不过人数会随着成员患病或去世而变化。劝导员中最年轻的50多岁，年纪最大的90多岁。
轮班结束后，他们还会写上岗日志，并提交给党委。
“通常，他们的日志真的很详细，”当地一名党员领导说。不过或许太详细了：“他们会写这样的内容，‘今天，雨下得很大。’有些人真的很喜欢写。”因为无权接受记者采访，她只愿透露自己姓古。
这些志愿者团体为北京市公安局和城管的工作提供支持。
北京市公安局对《新京报》表示，自2007年以来，永善劝导队共发现劝导“不文明”行为12340件，协助抓获犯罪嫌疑人223人，提供“反恐”信息60件。（北京警方没有答复对这些数字置评的请求。）
尽管他们的工作大部分颇为平凡，但也有涉及国家安全的一面。志愿者在假期和重大政治会议前后特别警惕。前述古姓女士说，在9月3日庆祝中国在二战中打败日本的阅兵式期间，全员上岗。
她说，“他们收到了特别的指示，要注意飞行物，包括儿童玩具和鸽子，还要留意火灾。”杨超男说，本周因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召开会议，警惕程度再次升级。
在中国，用群众组织帮助维持秩序并不新鲜。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人类学者沙学汉(David Schak)说，这种做法可以追溯至公元前300年左右，战国时期的保甲制度。当时，每家每户都要出人监视街坊的道德品行。
从这些劝导员年轻时到现在，中国经历了快速的社会变革。现在上了年纪的人都经历过一个艰苦时期，粮食衣物短缺，一些很穷的家庭甚至把孩子送了人。
这可能让他们更同情那些被认为是惹是生非的人。对72岁的退休中学老师杨少川来说，非法经营的街头小贩只是在努力维持生计。他会试着给他们在合法的市场找地方，而不是把他们赶走。
杨少川说，表现得像父亲一样，也会起到效果。
“如果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劝你，其实就像父母一样，”杨少川说。“我们会问，你有什么困难，你为什么来这里？”
不管是被当成好心市民还是多管闲事，劝导员的士气都很高。
他们甚至还有队歌。
回到总部，杨超男用女低音唱起了歌，声音浑厚。同队62岁的薛月华（音）、59岁的胡春梅（音）——因为长得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妻子彭丽媛，队里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彭麻麻——以及68岁的方凯胜（音）都露出了赞许的表情。
她唱的是，“我们是永善劝导队，常年劝导抓创新，献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