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手段——科技和政府的隱形聯盟如何創造新的美國監控國家》(Means of Control: How the Hidden Alliance of Tech and Government Is Creating a New American Surveillance State)，拜倫·塔烏著
《哨兵國家——監視與中國獨裁政權的生存》(The Sentinel State: Surveillance and the Survival of Dictatorship in China)，裴敏欣著
1975年，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出版了《監視與懲罰》(Surveiller et Punir)一書——英文多譯為《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講述了社會如何通過最小的暴力約束民眾。他的論述核心包括「全景監獄」，一種由18世紀政治改革家傑瑞米·邊沁設計的監獄，每個囚犯的牢房門都面對著一個守衛塔，守衛塔的窗戶是不透明的。
住在這些塔下的囚犯永遠不知道守衛是否在看著他們，但他們不得不假定自己正被監視著。福柯解釋說，這種設置是對現代文明的有力隱喻：我們的生活被一種恐懼所束縛，這種恐懼就是無形的權威在監視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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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本關於21世紀國家監控的新書——一本關於中國，一本關於美國——都清楚地表明福柯是對的。
如裴敏欣在《哨兵國家》一書中解釋的，在中國，中央集權的共產黨政府利用新技術擴展了一個延續數百年的官僚體制，該體制從線人和間諜那裡收集情報並提供獎勵。在美國，拜倫·塔烏的《控制手段》記錄了一個聯邦制民主政體如何與私營公司結成陰暗聯盟，以收集公民數據。其結果是一種可怕的社會進化趨同：兩個大國在世界舞台上陷入不斷升級的衝突，但在國內卻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建立了驚人相似的監控系統。
過去十年裡，美國手機和電腦如何洩漏大量用戶信息——他們去過哪裡、認識誰、相信什麼——一直得到媒體的報導。正如塔烏指出的，就連我們的汽車輪胎都會發出無線電信號，「任何有天線的人都可以聽到。」現代輪胎就是這樣製造的，當氣壓不足時，車載系統就會知道。但是，如果有人能從路邊的無線電傳感器獲得數據，他們就能看到你的輪胎在行駛，並隨時了解你的位置。
塔烏認為，這裡的問題其實並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有問題的經濟激勵和不充分的公民保護，它們使得政府能夠利用企業數據對美國人進行監視。情報機構一般不得從事國內間諜活動，但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它們是否可以從Otonomo（它出售各城市的「交通數據」）、UberMedia、Venntel（它出售向成千上萬應用程序提供廣告的互聯網廣告商收集的「消費者數據」）等公司購買「公開可用的信息」。
當你瀏覽法律條款並點擊「我同意」按鈕時，往往意味著同意你的數據可能會出售給這樣的第三方。根據對法律的一些解釋，你的同意使它們變成公開數據，即使你沒有意識到，基於位置的約會應用程序知道你在哪裡，並且可以把這些數據賣給任何人。政府的特工正是利用了消費者缺乏這方面意識的弱點。正如馬里蘭州一位警長幾年前所說，「成功就在祕密之中。」
在美國，數據的來源既用於銷售產品，理論上也可以用於幫助執法部門制止犯罪。但塔烏也發現，有證據表明，有些團體購買和銷售數據的目的正是進行種族和民族畫像(profiling)。他指出，近年來，一些中間商瞄準了海外和美國的穆斯林祈禱應用程序，收集位置數據和電子郵件，目的顯然是向政府機構出售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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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無諷刺地指出，美國政府經常指責其國際對手所做的事也正是美國間諜機構在做的。「國家安全官員之所以如此擔心TikTok，是因為美國也在採取同樣的做法：通過應用程序大規模收集數據，以投射國家力量，」他寫道。
在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任教的中國內政專家裴敏欣無疑會同意這一觀點。在引人入勝、研究細緻的《哨兵國家》一書中，裴敏欣重點探討了中國政府如何提升監控能力，防止類似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的社會運動再次發生。
長期以來，觀察家們一直認為，繁榮會導致獨裁政府的自由化，但裴敏欣認為，中國推翻了這一假設。部分原因在於，中國有千百年前就已存在的「分散式監控」，間諜和線人無處不在——從偏遠的村莊到上海的匿名人群——事無鉅細地收集所有信息（就像數字廣告交易所會在還沒有確定的買家的情況下就收集你的個人數據），中國人覺得這是很正常的。
中國新獲得的財富只會讓它更有能力維持這種系統的運轉。隨著經濟的擴張，政府利用其繁榮購買了與美國一樣的技術，以監視自己的公民。但裴敏欣所揭示的是，國家之所以能夠建立更具入侵性的控制系統，並不是因為有了更先進的小發明。相反，資金湧入了地方和地區警察部隊，使他們能夠加強龐大的線人和間諜網路。中國最大的資產是人力提供的情報，無論是來自愛管閑事的鄰居還是訓練有素的間諜。正因如此，它的獨裁權力既像一個未來的賽博龐克反烏托邦，又像一個封建王國。
裴敏欣認為，監視應被理解為一種「預防性鎮壓」，利用抗議者對被發現的恐懼，可以在抗議開始之前就阻止其發生。這是解決每個獨裁政權都會面臨的「強制困境」的最有效方法：「要判斷多大程度的鎮壓正好可以去除反對」，同時又不會激發民眾起義，比如最終發展成為2014年香港雨傘革命的民主運動。
通過採訪流亡海外的持不同政見者，梳理地方網站、措辭模稜兩可的政府公告和偶爾洩漏的信息，裴敏欣成功地拼湊出了構成中國龐大監控網路的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網。他揭示了地方和國家政府如何將維吾爾族穆斯林和極右宗教組織法輪功成員等「關鍵人物」作為目標，並挑出了大約1%的人口進行有針對性的特殊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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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錄像當然是有用的，集中式的人工智慧面部識別系統也能起到作用。一種看法認為，中國的獨裁統治因技術革新而強大，比如擬議的「社會信用體系」的核心技術，該體系有朝一日可能會給每位公民打一個評價服從程度的分數，從而分配他們獲得工作、度假、就餐和出行的機會。但裴敏欣對這種看法不以為然。
與塔烏一樣，裴敏欣擅長診斷問題而非開藥方——他的作品揭示了隱藏的壓制系統，但並沒有提出解決方案。兩位作者都極具說服力地指出，有關間諜技術的噱頭標題只是障眼法；監控是公私合作的一種功能，而非特定技術。在中國，這些合作關係廣為人知，目標關鍵人物是誰也往往為其社區所知。而在美國，公民很少知道自己何時會成為目標，政府會從科技公司祕密竊取數據。
但結果是一樣的。大規模監控已成為常態，無論我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這都使我們容易成為被指定的替罪羊，自由受到限制。美國的數據掮客相當於窺探隱私的鄰居，他們從你的窗戶偷窺，希望得到一些情報，然後賣給警察。你知道自己正被監視著，但手機觸摸屏的深色玻璃模糊了潛伏在螢幕外的政府。
 《控制手段——科技和政府的隱形聯盟如何創造新的美國監控國家》 | 拜倫·塔烏著 | 皇冠出版社 | 365 頁 | 32美元
 《哨兵國家——監視與中國獨裁政權的生存》 | 裴敏欣著 | 哈佛大學出版社 | 321頁 | 35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