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黑後，捕撈者戴著強光頭燈涉水而下，一遍又一遍地在洶湧的海浪中撒網。

整個晚上，他們都在抖落漁網裡的淤泥，挑出其中的寶貝：蠕動的透明鰻苗，一條還不如一根粉絲粗。它們的價值相當或接近於同等重量的黃金。漁民將其放入水罐，有些人還用繩子將罐子掛在脖子上。

「有時是金子，有時是泥巴，」十年來一直在冬季捕撈鰻苗——也就是玻璃鰻——的戴嘉昇說。玻璃鰻每年都隨洋流而來，吸引了幾代人前往台灣沿岸，戴嘉昇這樣的漁戶就是其中之一。

但這種吸引力正在衰減。

「我們以前覺得這一行能賺錢，但現在越來越多的人不那麼確定了，」戴嘉昇說。

全球範圍內的鰻魚數量都在銳減。環保人士稱，買賣量最大的鰻魚品種正面臨威脅。國立台灣大學漁業科學研究所教授韓玉山表示，和其他地方一樣，由於過度捕撈，土地開發導致其水邊棲息地喪失，加之近來的氣候變化，台灣鰻魚的數量已經在下降。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由於日本對鰻魚的熱衷，台灣鰻魚產業得到蓬勃發展。曾有幾年，台灣光是對日本的出口總額就達到6億美元。但那樣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

韓玉山表示，雖然全球暖化對鰻魚的影響還未得到仔細研究，但台灣漁民認為，溫度變化會影響潮汐，從而影響他們的漁獲。

「海水越暖，魚就會越往深處游，」導致捕捉難度更大，68歲的台灣區鰻蝦輸出業同業公會會長郭瓊英說。

戴嘉昇這樣的漁民會在宜蘭縣蘭陽溪沿岸將鰻魚賣給批發商，後者「收購鰻魚」的牌子非常顯眼。批發商的收購價高達每克——大約六條——40美元，而黃金價格在每克63美元左右。

成年鰻魚在被空運至日本等國家之前，還要來到台灣的最後一站，在包裝廠裡被放入裝有沉重冰塊的水袋。郭瓊英在台灣北部的桃園市就擁有一家這樣的工廠。

在這個由男性主導的行業中，她是罕有的女性。在一個冬天的夜晚，她穿著套鞋在工廠裡大步流星，和客戶打電話，偶爾把手伸進池中抓住遊動的鰻魚，將其分類放入管道。

郭瓊英是21歲入行的，當時進了一家經營鰻魚等產品的日本進出口公司工作。她第一次見到鰻魚，是在作為翻譯參觀一家包裝廠的時候。看到工人們赤手就能抓住鰻魚並準確判斷其重量，她感到十分驚奇。

郭瓊英在那家公司任職17年，因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失業。1992年，她自行創業，拿出全部積蓄購置工廠設備，還抵押了兩套房產。她說，有很多年自己都是在車裡過夜的。

最終，這樣的勤儉換來了富貴的生活。郭瓊英如今的座駕是一輛敞篷車，台灣媒體報導她的生平（還稱她為「鰻魚女王」）。她曾做客一檔日本電視節目，為評委們烹飪她的產品樣品。

「台灣鰻魚贏得了比賽，」她笑著回憶道。「我們的鰻魚就是最好的。」

在經常受到污染的河口捕撈鰻魚就沒那麼光鮮亮麗了。漁民們一站就是幾個小時，將籃狀的漁網一次次浸入水中，或用海灘上的金屬船錨將自己拴住，然後游出更遠的地方。

陳志川是一名兼職技術員，他說有次自己差點在水中撈鰻時喪命。「我沒力氣拉住繩子了。我放了手，讓自己在海上漂著，」他在蘭陽溪邊休息時回憶道。

「現在我年紀大了，經驗也更多了，」陳志川說，他穿了一身綠色的橡膠連體服和一雙黃色靴子。「我不會再把自己逼到那種程度。」說完他又撲入海浪之中。

陳志川說他在這個捕撈季賺到了8000美元，儘管不如往年，但還是比較滿意。

疫情期間，因為餐館關門，全球航運陷入混亂，鰻魚價格也出現暴跌。

61歲的張世明年輕時曾在台灣西海岸的彰化市附近捕撈鰻魚。上世紀90年代初，當地建起了一座巨型石油化工廠。大量煙囪排放出煙霧和蒸汽，附近的草地都被白灰覆蓋。他說，捕撈的收穫再也不復當初了。

「過去這些年，我們看到了如此多的破壞，」張世明說。「今年的鰻魚已經很少了。」至少，他聽到的情況是這樣；大約20年前，張世明就轉行做了勞動強度沒那麼大的蛤蜊養殖。

他的大兒子就在那座化工廠工作。「只是為了混口飯，」張世明說。

43歲的蔣凱德是一名兼職建築工，多年來一直在打零工，直到有位朋友成功勸說他嘗試以撈鰻為生。他從老家搬到了蘭陽溪邊的一個村莊。他只能在週末與來訪的四歲兒子和父母團聚。

事實證明，要精通這份活計很難，夜間捕撈鰻苗的收穫也不好說，從10條到100條都有可能。在最近一次出海中，他的收穫還不到20條。

「很難賺到錢，」蔣凱德說，他筋疲力盡地倒在地上。「全家人都指望我。」他說自己快要放棄這一行了。

「我想這麼下去早晚無以為繼，」他說。

不遠處，幾位退休老人正圍著一個小土坑烤著雞翅，十分享受。他們是阿美族人，那是台灣的一個原住民族群。

捕撈鰻魚不是阿美族傳統，但這一行友人在宜蘭縣過冬已有十年了。他們在裝有木門的帳篷裡紮營，捕撈結束後，他們會喝著啤酒，暢聊到深夜。

「我們來這裡不只是為了鰻魚，也是為了和朋友們共度時光，」58歲的烏文瓦顏（音）說，她找來一塊髒兮兮的浮具當凳子坐。「這是一年中最快樂的時間之一了。」

「氣候的變化我們控制不了，」她還說。「所能做的只有祈求風調雨順和豐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