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逛文学之街，只注意霓虹灯下的大橱窗，源流、起伏、正变都被忽略了。欣赏者固无妨，研究者就不可，历��家就更不能这样。”在老一辈学人中，程千帆是具有非常明确的方法论意识的学者之一。他也是一个极富个性的学者。程先生的个性与理念，也都体现在他写给门生故旧、亲朋好友的书信中。

书简（书札、书信等）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人际沟通方式，在电脑普遍应用之前，一般都是手写，即使已经开始使用电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一些老辈也仍然保持着手写的习惯。这些书信，由书写者寄往四面八方，除非有意录副，不大容易再重新搜集起来。但世界上的很多事都有机缘。2001年，在先师程千帆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师母陶芸先生动念向门生故旧、亲朋好友征集程先生的书信，其后的二十多年里，经过几代人的接力，程先生近六十年间写的书信（目前了解最早写于1942年，最晚写于2000年），不断被搜集到南京，最后形成致242人（单位），计1563封的规模，成《闲堂书简》，作为新版《程千帆全集》的一个部分，在纪念程千帆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日子里，由凤凰出版社于2023年推出。

从目前搜集到的书简来看，尤以1978年程先生来到南京大学后所写为多。程丽则师姐在整理程先生的日记时，曾列出1979年4月至1980年3月一年间寄信的统计数字，从中可以得知，程先生最多时一天寄的信竟达到惊人的20封（1979年6月4日）。这些信件，不少都是表达亲情、友情、师生情等，但也往往和学术的发展，和学术界的生态，和学人的相关活动，和不少重要的学术掌故密切相关，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是特定社会和时代的珍贵记录。

研究中国的学问，应该具有全球的视野

1978年复出后，程先生马上进入良好的治学状态，且对过往学术界由于思想僵化所产生的学术空白、导致的薄弱环节有着敏锐的体察，这些也往往表现在书信中。他所提出的有待补充或加强的学术领域包括唐诗与唐代政治文化的关系、唐代小说的价值、大历诗风的意义、宋诗的独特性、宋代四六文和明清八股文的重要性、清代诗词的传承与发展等。如1978年9月4日致吴志达信：“唐人小说，过去研究者不多，大有开拓余地，努力为之，必有成果。”1980年6月16日致傅璇琮信：“大历诗自具异彩，不独反映现实为元和先驱，惜今之人未能赏会，而又抑之。”1980年12月8日，刘世南先生给他写信，提到自己对宋诗的研究，程先生非常鼓励，不仅肯定其选题，而且建议其写法，后来看到研究信息，得知其论文已经发表，又特别写信索要全文。刘先生的文章《关于宋诗的评价问题》，应是吸收了程先生的一些意见，像其中谈到《诗经》的《七月》，完全是“赋”，其中并无“比兴”，形象仍非常鲜明；其他篇用了“比兴”的，也都离不开“赋”；诗篇的底子就是“赋”。这一段，就说明是参考了程先生《韩愈以文为诗说》的相关说法。而这些，又和程先生对学术界一直以来过分强调王国维等人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说的反思有关。程先生在南大，1979年第一届招了三个硕士生，有两位是研究宋诗，我是程先生的第二届硕士生，1982年初入学（1981级），硕士论文研究的也主要是宋诗，其实即反映了当时程先生对文学史研究的思考。

当时，程先生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理念，其中一条就是要注重海外汉学的成果。他认为，研究中国的学问，应该具有全球的视野，不能忽视海外同行的著述。这些，在他的书简中也能体现出来。早在1979年10月12日，他就致信叶嘉莹先生：“自四凶乱政，艾历岁年，文化交流濒于断绝，比方拟与海外学术机构及学人加强联系，想先生久居西海，于情况或较熟悉。”当天，他也写信给周策纵先生，表达了大致相同的意思。至于想要了解的，也有明确的指向，或曰“研究方法不同于国内传统而见解精辟者”（1980年6月30日致叶嘉莹信），或曰“方法新颖、议论精辟、足供诸生学习者”（1981年1月19日致周策纵信）。而对于学生来说，要想具有全球化的视野，就不能不学好外语。程先生对外文的重视，在当时治国学的老一辈学者中是非常突出的。1983年程先生的硕士生张三夕被录取为张舜徽先生的博士生，他在欣慰之余，3月9日给三夕兄写信：“你一定要认真处理好几个关系：品德和学术、考据和词章、文学和史学、中文和外文、理论和材料。这几方面要一起抓，不可有所偏废。特别是外语，不要丢掉。”并特别强调：“作为一个现代的博士，英语不能达到四会是不行的，这你在将来的工作中必然会感到。”我和曹虹、张伯伟、程章灿一起读博士的时候，学校开设的英文课结束后，程先生还曾聘请老资格的外交官尹禄光先生专门为我们4人开设英文小班。

有腰鼓、秧歌，还要有芭���舞

程先生是一个有个性的学者，其个性体现在治学的不少层面。这里想特别提出关于古典诗歌的选本。选本是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方式，早在1950年代，程先生就和缪琨先生一起出版了《宋诗选》。他对选本的一些想法，在相关书简中有很明确的表现。1978年6月，在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讨论《古诗今选》一书的出版时，他写了三封信，其中有着丰富的内容。

首先，关于选本和个人学术积累的关系。《古诗今选》只选到宋代，出版社和他商讨是否可以延伸到宋以后，他引朱自清先生的话，批评“有的选本，不是选本，而是‘碰本’，即并未看过全部或较多材料，也未作过相当研究，‘碰’上了，随手拈来”。他坦率地说：“对宋以后的诗，我读得极少，全无研究，随意‘碰’上几十首，有点自欺欺人，这事我不敢做……”（1978年6月5日）这里提出的一个根本问题是选本的产生，是通过自己的大量阅读，深入研究，从中选出自己最有心得的作品，还是随便从别人的选本中拿来一些现成的，敷衍成篇。

其次，选本要有自己的特点。像是一些有代表性的组诗，如“杜甫的三吏三别，是作为一组诗入选的，也不能拆散。”（1978年6月6日）组诗也叫联章诗，有的仅仅是数量的叠加，有的则有着通盘的考虑。如果是后者，倘随意割裂，无疑是对其文体特性的忽视，这就是《古诗今选》将三吏三别全部选入的原因。还有，“张文昌的五律代表唐人五律的一派，前人多未注意，至李石桐《中晚唐诗主客图》出而后明。”（1978年6月28日）程先生对清代李怀民的《中晚唐诗主客图》下过很大的功夫，李著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提出中唐以后，五律分为两派，一学贾岛，一学张籍，程先生就把这个观点写进了《古诗今选》中。

三，对于作品涵盖面的思考。“由于你们建议增加《今选》作家数，我近来将它的选目通体研究了一下，感到它所反映的汉—宋诗坛的面目不够完整，主题、题材和风格也还不够丰实，有时，只注意了诗的思想内容，而忽略作家的风格特征，等等。”（1978年6月28日）“此事并非我在斗室之中忽发奇想，而是半年来和许多大中学教师、大学生及社会上许多爱好古典诗歌的人接触，并征求他们的意见之后，向你们提出的……他们也不满意，作一个比喻，只有腰鼓、秧歌，而希望还有芭蕾舞。”（1978年7月22日）《古诗今选》198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初版即印行了6万余册，此后多次重版，印数甚多。读了程先生的这些信，可以���这部选本具有如此重大的影响力的原因有所了解。

有一段时间，学术界很关心学术规范的问题，并展开了一定的讨论。作为程先生的学生，我们对此并不陌生，不过在他那里，具体的表述不是“学术规范”，而是“基本操作规程”。我记得1982年初第一次见面，他就向我们强调这些“规程”，包括书写要规规矩矩，引文要详细注明出处，转引要核对原文等。这些，在《闲堂书简》中也能看到。

在老一辈学人中，程先生是具有非常明确的方法论意识的学者之一，早在1950年代，他就提出“将批评建立在考据之上”，后来，他又进一步将其表述为“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程先生曾经说过，他撰写论文，并不追求数量，每写一篇，往往就是想进行一种探索，不仅展示观点，而且强调方法。在1984年10月4日致姚雪垠信中，他就有这样的“夫子自道”：“到南京后，想在古典诗歌的研究方法方面，作一点新的开拓，写了几篇文章，大都收在《古诗考索》中了。”程先生的《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是学界经常提到的典范，文章分析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指出杜甫是以一双清醒者的眼睛看着八位希望有所作为，但却不能不无所作为者的醉态，从而认为这是杜甫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的起点。这种思考问题的方法，程先生希望能够将其举一反三。1991年5月7日，他收到蒋寅论权德舆诗的论文，非常称赞，就又进一步强调他在《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中所表述的观点：“大凡一个作家，一个流派，一段历史，总有其前进中的转折点，而这些转折点又往往不立招牌，暗暗地在不知不觉中出现，又沉默地站在那里。后人逛文学之街，只注意霓虹灯下的大橱窗，源流、起伏、正变都被忽略了。欣赏者固无妨，研究者就不可，历史家就更不能这样。”

“努力崇明德，随时爱景光”

程先生的书简涉及的范围很广，其中有些部分也能看出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现象，现在的人也许不一定能够轻易理解了。比如“文革”之后，人才奇缺，尤其是年龄上断档，青黄不接，程先生察觉这个问题，除了下大力气培养年轻学人外，也特别希望中年一辈能够迅速成长。那个时候的中年一辈，主要就是指五十年代的大学生，程先生认为只要努力，总能或多或少地有所弥补。如1978年12月5日致周勃信：“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是国宝，望‘努力崇明德，随时爱景光’。”1979年11月20日致杨翊强信：“一切过去了的，让它过去吧。世界永远属于乐观的现实主义者、实干家。你现在是要拿出东西来，而不是什么别的。”1980年5月2日致吴志达信：“现在还是应当集中精力，搞出高水平的科学著作（专书或论文）来。”在程先生看来，新的时代，不能一味沉湎于过去，而是要向前（下转第8版）